《中国青年报》在2014年曾对1365人做调查，其中仅0.5%的人表示没遇过作假行为;绝大部分人都表示曾遭遇过短信诈骗、盗版书、街头骗术、假发票等假货的侵扰。如果说这些假货或造假行为，还不足以对宝贵的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，那么，制售假药则是实实在在的图财害命勾当，一旦服用假药，轻则将贻误治疗，导致病情恶化，重则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安全。

　　应该说，近年来，随着一个个假药大案要案的曝光，国家对医药市场治理整顿力度也在逐渐加大，但情节恶劣、问题严重的假药案件仍难以杜绝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个“管”字。

　　造假、售假的动力，来自于欲望，当利润达到惊人的百倍千倍时，它更是成为隐恶人性的倍增器，企望制售假药者的幡然觉醒、良心发现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曾采访一位长期研究假药犯罪的研究人士，他说，国家对药品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，但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。化工厂为制假者生产假药原料，无人监管;网上假药销售信息泛滥，没有具体的部门查处;行政监管大多停留在对药品经营、流通证照的审批层面……

　　公安机关的战果累累，恰恰暴露出我国药品安全监管领域的问题多多：制售假药入罪量刑过轻，如规定制售假药需达到一定金额才能入罪等，按照刑法规定，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制售假药违法犯罪分子只能处以3年以下刑期。

　　对药品违法违规现象处罚过轻，难免会纵容他们的侥幸心理，成为滋生违法违规的温床。目前的法律对药品安全违法的惩处力度远远不够，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。小小的惩罚在惊人的利润面前甚至被忽略不计，使得“有贩毒的利润而没有掉脑袋的风险”的制售假药行为有恃无恐。

　　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，较之食品安全，治病救命的药品安全更是不容丝毫忽视。治乱象必须要用重典，无论对于药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抑或监督者、管理者来说，都概莫能外。一定要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，直至倾家荡产，必须给不法分子在心理上以最大的震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把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生命安全的药品安全工作抓实抓好，重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