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我国公安部门登记的吸毒者约有25万，1995年为52万，1998年为59.6万人。据估计，我国目前实际吸毒者人数不应低于300万，其中约120万为静脉吸毒者。1994年之前，我国只在云南省吸毒者中发现了HIV感染者，到1999年已有21个省在吸毒者中发现了HIV感染者。我国目前最流行的毒品为海洛因，部分地区以鸦片为主，有些不易得到毒品的地区主要是吗啡等成瘾性药物。吸毒者在吸毒初期一般以口吸为主，逐渐转变为静脉注射。静脉注射可以提高毒品的效力、降低吸毒成本，所以多数吸毒者最终会由口吸逐渐转变为静脉注射，而多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正是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的原因。

　　吸毒者性行为混乱是吸毒者发生HIV感染的重要原因，1998年兰州某戒毒所调查结果表明， 42.0%的已婚吸毒者曾有过婚外性行为, 70.4%的吸毒者性伴数(含配偶)≥2人，平均6.5人。在进戒毒所前一年时间内38.8%的吸毒者性伴数(含配偶)≥2人，平均性伴数2.8人。吸毒者的性行为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它是HIV由吸毒人群向其他人群传播的重要方式，吸毒者性行为混乱程度决定了HIV由吸毒人群向其他人群传播的速度。

　　流动人口增多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城市化、农村劳动力过剩、经济发展不平衡、户籍政策松动等因素的影响，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。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估计为2千万，1990年为7千万，1995年为8千万。1995年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为四川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南，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主要为广东、江苏、上海、北京、新疆等。1993年上海第五次流动人口普查，流动人口为330万，比1988年第四次普查时增加近140万。大多数流动人口是处于性活跃期的青壮年人，多数未婚或配偶不在身边，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所受约束减少，容易发生艾滋病感染的高危行为。

　　性观念的转变和商业性行为的增加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群众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性行为越来越普遍，人们对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宽容。1991年对北京1026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，9%男生和6%女生曾有过婚前性行为;1988年对上海2409名婚前检查妇女的调查结果显示,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为73%;1992年调查870名云南农民，结果男性和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37%和27%。1994年调查南方三城市891名居民，婚外性行为的比例为16%，1992年调查云南649名18—29岁已婚男性村民，婚外性行为的比例为31.6%。

　　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，1986年全国收容的暗娼数量为2.5万人，1996年达到42万人。1994年在南方三个城市对891位居民进行调查，约6%的被调查者报告说他们曾为非婚性行为付过钱，2%的被调查者人报告说曾为了金钱或礼物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，共有约7%的被调查者参与过有交易性质的性行为。
       男性同性性行为的危险性

　　同性恋在中国由来已久。据估计，目前我国有男性同性恋者200万—800万人，在某些大城市已经出现男性同性恋者的组织，并出现了男性同性恋者聚集的酒吧、浴池、公园等活动场所。有研究报告17%的被调查男大学生和15%的女大学生曾有过同性性行为，我国男同性恋者性行为以口交为主，肛交所占比例一般不超过50%。男同性恋者常有多个性伴，对四城市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，被调查者报告的总性伴数、过去一年性伴数、过去一个月性伴数的平均值为87、16、3。性交易也存在于男同性恋人群，在165名被调查的男同性恋者中有19%的人承认曾为性而付过钱，18%的人报告曾因提供性服务而赚钱。中国一些大城市估计约有10%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。

　　性病的流行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曾一度消灭性病，七十年代末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并且迅速增加。全国报告的性病发病率从1984年的0.2/10万、1989年的13/10万，到1996年增至33.94/10万，1998年报告性病病人63万，比1997年增长了37.05%，然而这些报告的病例仅是冰山一角，实际发病率要高得多。

　　性病的泛滥是艾滋病流行的温床，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有共同的感染途径，性病病人的行为同样也使他们容易感染艾滋病;另外，性病病人生殖器一般会有损伤，性交时HIV进入血液的危险性要比健康人明显增加，从而使性病病人非常容易发生HIV感染。预防和控制性病、治疗性病病人是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重要的内容之一。

　　少数民族问题

　　我国目前HIV感染者以少数民族居多，我国几个艾滋病最高发地区如云南、四川、新疆、广西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。事实上，我国因吸毒引起的HIV感染多存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地。在云南省，超过半数的HIV感染者是少数民族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几乎所有的感染者均为彝族，新疆地区的情况几乎相同，广西感染者也主要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。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就有吸毒的习惯，而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地恰恰位于毒品贩运的主要通道上，增加了毒品控制的难度。

　　医源性感染的危险性

　　1994年我国在某地献血员中发现大量HIV感染者的存在，通过输血而传播艾滋病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。一些农民以卖血为生，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“卖血村”。城市中少数血站、献血点不严格执行国家规定，致使HIV污染的血液应用于临床。

　　尽管1995年卫生部规定对献全血或血浆者均要进行HIV筛检，但职业献血员的存在对预防HIV经血液传播是严重的威胁。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实施义务献血法，但个别地方血头、血霸操纵卖血的现象仍然存在。血液污染和医源性感染是个敏感问题，医学界有关研究报道较少。随着我国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逐渐增多，医疗单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就医，客观上增加了发生医源性感染的危险性，特别是当感染者或病人因其他疾病去就医时，一些介入性检查和有损伤的操作很容易使病人之间发生交叉感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