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柏林病人”的成功是个无法复制的奇迹

　　未来5年，英国科学家将继续在这一突破性治疗领域进行钻研。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，“柏林病人”的存在也始终意味着一丝曙光。毕竟，面对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，人类也曾误打误撞地取得胜利。

　　在“鸡尾酒疗法”问世前，艾滋病病毒始终是个令人闻之色变又束手无策的恐怖杀手，沉默地收割着数百万条生命。1995年，这种联合使用几种抗病毒药物的高效疗法，为黑暗的隧洞里蜗行摸索的人类点燃了第一支火把。

　　迄今为止，“鸡尾酒疗法”已经帮助1000多万艾滋患者稳定病情，但它价格昂贵，要求坚持定时定量服药，还会对病人的肝肾产生难以承受的负担，在医疗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明显效果较差，且无法彻底根治艾滋病。

　　直到一只脚差点踏进坟墓的布朗恢复健康，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一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例。

　　起初被建议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时，布朗对这一方案拒不接受，他不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去做一只小白鼠。柏林查理特医院的格罗·胡特尔医生也承认，病人当时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5%。但在步步紧逼的癌细胞面前，他不得不妥协。

　　那是在2006年，接受艾滋病治疗十几年后，布朗一次骑自行车时突然感到极端疲惫，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接连三次化疗失败，严重的并发症几乎让他命悬一线。

　　考虑到患者原有的病情，胡特尔医生从60多位候选人中，精心选择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捐赠者——一个天然对HIV病毒免疫的男孩。

　　由于CCR5基因编码区缺失，他无法合成CCR5细胞膜蛋白，而缺了这个必不可少的“左膀右臂”，HIV病毒根本无法攻城略地、入侵细胞。这种起源于中世纪的基因突变，可能是在应对鼠疫或天花的过程中产生，只有约1%的北欧人从祖辈身上继承了这种珍贵的“免疫基因”。

　　2007年和2008年，布朗接受了两次骨髓干细胞移植。手术比所有人预期得都要成功。

　　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在停止鸡尾酒疗法治疗3个月后，血液检测表明他体内的HIV病毒已经彻底消失。到2007年年底，他已经能够和常人无异地回到办公室和健身房，艾滋病病毒至今仍未“卷土重来”。

　　“在这个大家甚至不敢大声提到‘治愈’二字的领域里，这绝对是个振聋发聩的发现”。当布朗宣布被治愈时，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。

　　研究人员指出，有三种不同的因素的单独或共同作用，可能使布朗摆脱HIV病毒。一是在骨髓移植准备过程中的X光检查和化疗摧毁了他的免疫系统，进而杀死了沉眠其中的HIV病毒。二是发生了移植物抗宿主病，新免疫系统对原有的T淋巴细胞发起了攻击。第三种可能，则是骨髓干细胞供体身上有罕见的基因突变。

　　发生在“柏林病人”身上的奇迹，仿佛给全球医学界打了一针兴奋剂。科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，争相踏上了这条隐约通往终点的道路。

　　2013年7月，两名同时患有癌症和艾滋病的“波士顿病人”接受骨髓移植治疗，在停止服用ART药物后没有在血液中检测到HIV病毒，医生判断他们的艾滋病可能被治愈了。但仅仅到6个月后，病毒就开始大规模反扑。

　　同一年，被称为“二号病人”的明尼苏达州男婴，接受了当初为布朗捐献骨髓的供体移植，试图以同样的方式重现布朗的奇迹。但次年7月，科学家发现男孩血液中HIV病毒显著增加。

　　美国埃默里大学免疫学家圭多·西尔维斯特带领的团队，则致力于研究辐照对消除HIV感染细胞造成的影响。他们将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感染猿猴免疫缺陷病毒(SIV)的恒河猴体内，并使其暴露于高剂量的辐射中。但试验结束后，猕猴体内的病毒数量很快迅速反弹。

　　当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实验一个个黯然收场，科学家终于无奈地意识到，无论是否存在成功的可能性，骨髓干细胞移植都不会成为人类探索艾滋病治疗的最终答案。这种手术实施难度大，潜在的危险性很高，寻找匹配的供体更是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正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·沃尔伯丁所说，“柏林病人”的奇迹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但它不是个可以广泛借鉴的病例。

　　这个结论让布朗感到难过。尽管体内的HIV病毒已“一去不返”，但他始终将自己当做艾滋病群体中的一员，“不会有任何其他身份”。他深知自己的幸运，但抛弃同伴独善其身的愧疚感，多年来始终蚕食着他的内心，“我不想成为唯一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