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有两则关于“医闹”的新闻。一是，山东一婴儿在医院治疗黄疸时死亡，家属在医院封门、摆花圈被警方带离，并被处以不同程度的治安处罚。二是，广东翁源县一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婴儿死亡，家属情绪过激扰乱医院麻醉科手术室。婴儿的亲属乃该县卫计局的副局长，被停职处理。

　　对于看惯了爆炸性“医闹”新闻的公众来说，这两起情节相对轻微的“医闹”事件难以引起过多的关注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两则“医闹”新闻所呈现的新情况，以及这一情况所折射出的新的治理思路，均值得讨论。

　　这里所谓的新情况，指的是这两起“医闹”均被及时地制止，没有造成更严重、更广泛的社会性危害，“医闹”当事人也遭到一定的惩处。而这里所谓的新的治理思路，指的是惩罚性方式在“医闹”治理中逐渐被采用。

　　惩罚性方式有没有用?固然是有用的。近些年来“医闹”之所以如此猖獗，重要的原因之一即是“医闹”者得不到必要的惩处，因而有恃无恐。在“医闹”者看来，医院是畏惧“闹”的，政府也是畏惧“闹”的，因为通过“闹”，民间民事争议就被转化为公共事件，而医院及政府都不愿意看到公共事件的延续与激化，也就不愿意通过激烈手段激化矛盾，而宁愿花钱消灾、息事宁人。这是“医闹”产生的心理学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