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 医学人类学学科概述：

　　医学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理论，从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个视角，研究健康、疾病、治疗等社会现象的人类学分支学科。医学人类学起源于对于非西方民族田野调查的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。20世纪80年代，医学人类学发展成一门重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，以哈佛人类学教授克莱曼(Arthur Kleinman)为代表人物，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重要性，丰富了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的内涵。198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出版的《医学人类学论文文集》，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[5]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医学人类学在国内发展迅速，其研究领域广泛，主要可分为体质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大方向。体质生物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，主要研究多民族体质特征和遗传多样性。社会文化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包括民族医疗文化、传统医疗民族志与公共卫生政策研究，医患关系问题也属于该领域，然而，国内相关学者单独针对医患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多见。

　　三、医学人类学对医患关系的解读：

　　1. 整体观的研究取向

　　整体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论，指的是系统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，因此系统的单个功能不能通过单个的部分去理解。同时，整体观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，指的是任一文化要素都应该放置在整个文化网络之中去理解。因此，医患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、文化变迁的缩影，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历程中，不同社群文化知识体系碰撞的结果。因此，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，应借助人类学的视角，特别是整体观的视角，放到中国整个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去分析。

　　2.疾病(disease)和病痛(illness)的区别

　　克莱曼对疾病(disease)和病痛(illness)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区分，疾病是生物学或生物化学意义上的功能失调，是西方现代医学的概念;病痛是特定文化脉络中患者对于身体不适的认知，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[6]。疾病和病痛都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特殊布局中的构建物，必须在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环境中理解和领悟其蕴含的丰富意义。

　　两者不一定同步和对应，在现代临床医学实践中两者有可能表现为对立。据统计，约50%寻求诊疗的患者在病理学上查不到异常[7]，疾病也可能不伴随有病痛的感受，相同程度、相同病理的患者描述出不同程度的病痛和焦灼感[8]。而这种病与痛的背离，往往成为医患矛盾的源头。当医生通过使用各种先进的诊疗手段使患者病情好转，然而此时患者并没有出现病痛的减轻，便责怪医生医术的无能。

　　关于病痛(illness)的概念，狭义而言，它是患者的肉体感受，广义而言，它是指患者在疾病的刺激下，在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认知反应(包括对于病情严重程度的自我判断，病情治疗效果的评估)和策略行为选择(是否选择就医，选择怎样的医疗模式，什么时候停止治疗，医疗价值的评估)。患者对于病情和诊治效果的评估是多元且动态的。在不同的社会语境、文化知识、社会等级背景下，患者的病痛感受不同。医患双方对于疾病与病痛的不同认知，是医患分歧的源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