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伴随着“医闹”事件的时有发生，治安管理部门对于“职业医闹”的打击力度逐年加大，医院也陆续出台具体对策和“医闹”抗衡。然而，媒体朋友在实地走访中发现，不少“职业医闹”依旧活跃在大医院的周边，从谋划策略到人员的选择，再到收费标准的制定，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。

　　“职业医闹”是近年来医患纠纷和矛盾下乖戾而出的一个怪胎，“医闹”本身已然违法违规，而将“医闹”变成一种职业，借医疗事件煽风点火，无疑为本就不堪的医患关系蒙上阴影，甚至严重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，其危害与丑陋，不必赘言。各地研究措施打击“医闹”，特别是“职业医闹”，应该是及时的，也是必要的。

　　“职业医闹”的出现，不少人认为是患者处于弱势地位，博弈能力不均等造成的。这种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，要知道，发生医疗事件或者是患者认为的医疗处置失误以后，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，即使感觉治疗有问题，但囿于医学知识等原因，无法掌握直接证据。另一方面，单个的患者往往面对的是一个科室甚至一个医院，在医疗事故鉴定、赔偿等诸多环节，往往难以平等对话。

　　“职业医闹”通过组织闹事，甚至恐吓、打架等手段，往往以一种非正常的途径去实现患者所追求的结果。很多时候，诸如堵门、设置灵堂、追打医生等方式，确实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，但这样一来，很容易形成负激励效应。这也给一些患者提供了除正常制度救济和博弈的第二条途径，并逐渐使“医闹”成为一种职业，堂而皇之地寄生在医患矛盾之上，吸血嗜肉。

　　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，在“职业医闹”嚣张跋扈的背后，同样也是医生和医院权利贫困的写照。在很多行业，都会有纠纷和矛盾，但很少有行业会产生如此瞠目的以闹事为工作的职业。如果医生和医院足够强势，“职业医闹”断不敢如此长驱直入，明码开价。换句话说，也正因为医生和医院的相对弱势，才导致“职业医闹”们可以通过“大闹大得，小闹小得”的方式得利，这也就证明，医生和医院并不像媒体和公众臆想的那样强势，面对“医闹”本身，他们同样羸弱，不堪其扰。

　　医患双方虽然在医疗事故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，但就权利而言，均处于贫困状态，这也正是“职业医闹”可以藉此寄生的原因所在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双方的权利保障渠道无力或失效时，“职业医闹”才能变得如此有恃无恐。打击“医闹”本身固然重要，但如果无法从制度上去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，去为双方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提供救济，“职业医闹”就难匿迹。